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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于盛唐时期第一次传入中国时，山东很可能就与之发生过最初的接触。元朝统治时期基督教在中国大兴，山东也出现了一些教徒聚会团体。元代灭亡后，基督教在华传播中断。到明代中叶，随西方传教士再度来华，山东的基督教活动又重新发展起来，耶稣会和圣方济各会都派出传教士到山东传教，耶稣会士主要在济南活动，在官吏士子中发展了一些教徒。方济各会的传教区域似乎更为广阔，吸收的教徒也更多。在1665年时，方济各会仅在济南就吸收了2000多名教徒。到康熙末年的1723年，“山东各地都有教徒团体”。此后清正席实行禁教政策，但仍有天主教传教士秘密来山东传教，山东教徒的宗教活动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天主教弛禁前的1842年，山东有5020名受洗教徒。到西方传教士被允许进入内地传教前的185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736名。天主教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在山东的传教活动，为其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使山东对基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为新教差会进入山东做了前驱先路的工作。
第一个踏上山东地土进入传教的新教传教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郭实腊（G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曾于1831、1832、1833年三次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航行，并写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三次航海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曾在胶州、威海登陆）、辽东半岛，郭实腊沿路讲道、诊病、分发宗教宣传册、书籍、药物等，直接目的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形象。但每航行到一处他又更进一步详细记录下了所到之处的海防、军事、军备状况。因此，《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是郭实腊最重要的行动和著作，为此声名鹊起。这三次航海是西方新教传教士最早做出的打开中国大门的试探，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也是郭实腊身份转变的重要契机和推动。
在郭实腊之后，1835年9月，英国伦敦会著名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另一位美国牧师史蒂文斯一起从广州乘船来到山东沿海，先后在威海和烟台等地活动。并且深入到这一地区的许多村散发基督教小册子。他们在山东传教大约三周左右，共散发了近4000册宗教书籍。
被后来的山东传教士称为“新教在山东的前辈”的郭实腊、麦都思等人鸦片战争前在山东的试探性传教活动，对新教差会进入山东确实起了某种先导作用。他们回到广州、澳门后，向新教传教士们介绍了许多有关山东的情况。尤其是麦都思和史蒂文斯，他们在山东的时间比郭实腊要久，他们将自己对山东内地的深入了解和旅行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对新教传教士极有影响力的《中国丛报》上。这些最先接触山东人的传教士，对山东的人印象尤为深刻，他们惊奇地发现山东人高大魁伟、忠厚勇敢。郭实腊说：“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当中，山东人是最勇敢的。如果受到良好训练，他们会成为优秀的士兵。”麦都思和史蒂文斯认为，山东百姓总的来说“不很友好，对我们怀有戒心，十分冷漠”，但对传教士也不是抱有仇视的态度。这些传教士们还大肆渲染山东的贫穷和落后，以鼓动传教士们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山东的热情。史蒂文斯在《中国丛报》上宣传山东妇女“悲惨、可怜、无望”的命运后，断言“只有基督教使人宽厚幸福的力量，才能给她们带来改善的希望”。
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们企图把基督教传入山东的希望，直到20多年后才有了付诸实现的机会。鸦片战争虽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传教士的活动被限制在长江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尚不能进入山东自己传教。1858年的《天津条约》不仅把登州（现为烟台）辟为通商口岸，而且给予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这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新教差会沿着早期传教士的足迹，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山东。
1859年5月，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花雅各（J.L.Holmes）夫妇在烟台登陆，标志着该会在山东传教活动的开端，使美国南浸会成为近长第一个进入山东的新教差会。
此后不久，南浸会另一著名传教士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夫妇于1860年12初也来到烟台，后赴登州进行传教活动。花雅各和海雅西一起，组成了山东基督教史上的第一个新教教会，并于1862年冬季，于登州城的北街观音堂建立了教堂山东土地上的第一座新教教堂。据说，这是华北地区的第一个浸信会所属的教会。
比美国南浸会稍晚点，但也应列为第一批进入山东的另一新教差会是美国北长老会。1861年底，两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抵达登州，开始了这一近代山东最大的新教差会在山东的传教历史。在倪维思、梅理士、郭显德、狄考文等一批著名传教士的领导下，该会传教事业发展极快，布道范围不久就扩大到黄县、莱阳、即墨等沿海地区，迅速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新教差会。